《毒舌律师》当然并不旨在全面析论这一问题,不过相关剧情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从中立的角度看,初审判定曾洁儿有罪是具备完整证据链的。其中尽管出现女儿回光返照时“妈妈从不打我”的手语证言,但这并不是足以被法庭采纳的证据。不过,目睹了这一手语的林凉水,正是由此坚信曾洁儿无辜,才走上了艰难的翻案之路。《毒舌律师》尖锐地指出了如下事实:如果只关心具体技术问题,而忘记了程序正义同时亦是长久保持实质正义的基础,那么就很容易持“真相并不重要”(Truth is insignificant)的立场。电影提示我们,由于权势集团更容易修改事实信息、掌控解释角度,因此可能反而导致公义的沦丧。公园抢椅子,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了战争存在的必然性;警察捉天使,表达了导演对和平的存在形式的个人看法,即和平就是一场闹剧后剩下的两个字;鸟与人,实际上展现的是种族关系,也为后来在纽约碰壁埋了伏笔,种族这层屏障,连爱都打不破,何况成吨的血与泪呢;出租车上黑人得知他是巴勒斯坦人的极度兴奋,表达的是作者对宗教的反思,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自古为兵家之地,所谓“圣城”更是由无数白骨堆积而成,千百年来将亚欧人民紧密连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播,实际上伴随着无数的杀戮和征服,而苏莱曼在出租车上所受到的突然其来的尊重,便正是踩在这些杀戮之上的结果;车底下藏的花,从主题上来讲,从时间与历史的关系角度理解或许更为妥当,而且也很好的呼应了占卜者对巴勒斯坦未来的预言,即警察与偷花贼都忘记的真相,只有站在高楼上的,并且与这件事毫无关联的苏莱曼得以看见。巴黎,是一个处处有巴勒斯坦的影子,却偏偏不是巴勒斯坦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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